农民将再次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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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时代邮刊》）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五个月的时间踏遍中国南部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六十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三十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岸”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企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却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六到七成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经营城市”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每亩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是以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为基础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是唯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

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百万农民工被迫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有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新增失业农民工将超过两千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

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以四万亿之巨刺激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而农民消费市场又成为重中之重，目前成效也已开始显现，这当然是可喜的。但在我看来，当前政府还应该进一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我是老粪青

此文，从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干脆说。后面几次是建立在剥削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算了。

目前农民80%依然穷,任意被征用土地。无地位。就是这种小打小闹的自私自利的承包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