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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3----王安石:人品高洁的千古名相为何被视为亡国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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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9 2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青林知青的博客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历史人物都难以评价,人嘛,角度不同便会看见不同的人,但在这历史长河中,我觉得,对王莽的评价是最困难的,而比他更难的,则是王安石了。

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一直都比较低,差点就被列入《奸臣传》了,因为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就认为他是北宋灭亡的元凶,在他这一时期编写的《神宗实录》中,王安石就是个万世罪人,而《神宗实录》又是元人编撰《宋史》的主要依据,所以,这王安石进《奸臣传》是理所当然的了。

但他终究没有进去,而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诸如吕惠卿、蔡京、蔡确、章惇等人,都被选入其中,《奸臣传》中所列北宋奸臣有14个,其中有9个赞同或者参与变法的。所以真正的打击目标就是这王安石。

但主编《宋史》的元丞相脱脱,对奸臣自有其标准,奸臣的特征是背叛,王安石则忠于国家,忠于百姓,忠于皇帝;奸臣的特征是误国,而王安石是为了强国,所以,他是不会让其入《奸臣传》的。


  但王安石为何一直游走于奸臣的边缘,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他的“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得罪了一大帮的文人,尤其是大儒们,他的这三句话,也让他得了“拗相公”之名;而历史是由文人书写的,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这王安石一直是被背负罪人之名的。

所谓的“拗相公”,是指王安石对个人名利极为淡漠,因此执政不受威胁利诱,性情固执,于是支持者赞美他品德高尚、坚持理想,批判者称他不近人情、蔑视传统;其实这些评价,最终都要和王安石本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看,才能准确。

及至新中国建立,这王安石是咸鱼大翻身,几乎是位于神坛之上,他以满满地正能量重新站在了国人面前,而他锐意改革,不畏天不畏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青石板上创高产,人定胜天的年代,得到极大地推崇和发扬光大,这对千年前的王安石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即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改革家;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后病逝于钟山,年65岁,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

其诗词丰神远韵,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特征为含蓄深沉,深婉不迫,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有《王临川集》及《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我作为在新中国生长的人,对王安石自然是崇敬满满,因为列宁都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当然是伟大的人物了,不过现在看来,尽管我认为对列宁的这段话有断章取义之嫌,也是对列宁观点的一个误引。

但是,我至今也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那些历朝所谓名相贤相的一大堆人,给他提鞋都不配,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能力,忠诚度极高,人品高洁,放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卓越者的一代天骄。

王安石天赋极高,考进士时本来是状元,但却因一个偶然因素,被降为第四名,步入仕途后,凭着真才实学,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不久便在大宋朝崭露头角。

王安石从政35年始终以兼济天下为准则,来对待官场沉浮和仕途去留,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荣辱毁誉。他从小就树立了苦读从政,有补有为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和黎民百姓的远大志向。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终生恪守崇高的道德节义操守,具有圣贤风范。他一生为官清廉,一尘不染,生活方式简单朴素,一生如一,淡泊名利,超凡绝俗,就如同这墙角的梅花一样,不管在哪里,不管风雪肆虐,都独自开放,清香淡淡。

王安石不仅是影响后世伟大的政治家,还是被公认为学界泰斗。他才思敏捷、过目承用,少年读书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考中进士成就功名后,仍坚持刻苦读书,夜以继日;为了经世致用,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精通诸科、学识博大精深。

他其实是个非常简单之人,而且在表面上还显得有些木讷呆萌,比如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王安石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

  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在他的轶事中,这不讲卫生应该是占头条位置了,其邋遢程度非常人可比;据说他是累月经年地不洗脸,更不要说洗澡了;那如讨口子一般的酸腐气让人避之不及,借用陈子昂的诗,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苏东坡的老爸苏洵就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可见此情不假。

但是,这些毕竟属于生活小节,不影响他的人品,他不迩声色,一生只有一个老妻,这在纳妾狎妓,盛行绮靡之风的北宋朝,实在是个另类;他早年无子之时,夫人给她买了个女人作妾,让那女子好好伺候老公,以被接纳。
王安石不知情,问道:“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其还清债务,让夫妇俩破镜重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王安石的诗歌中,这首《元日》是最负盛名的,以前在“史无前例”中写批判文章时,为表示人民群众喜悦之情,以及打倒旧势力后万象更新之时,用这首诗来表述的频率是很高的,也显得很有文化哈。

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王安石不少描景绘物诗,其实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此诗就是通过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


  王安石的名字始终是同变法二字紧密相连的,要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困难,不是几篇文或几部书能够说清楚的,我在此也不讨论了,也没能力探讨清楚,在此只是介绍一个大概之脉络。

北宋虽然富裕,但因西北那李元昊的西夏给拖累得很惨,到了王安石为政之时,虽未达到内忧外患,在经济上却也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了。

而当时的宋朝经累年遗留的包袱也日渐沉重,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弄得当时皇帝很是头痛,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改变北宋积蔽,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内容和过程就不叙述了,网上多多,一查便知,很是复杂,往深处探讨也有些枯燥。

  变法有很多不足之处,也超越了现实,动了统治阶层的奶酪,当然,也有人认为,变法的本质是政治交易的产物,有人说是与民争利,有人说是士大夫争利,理论依据多多。

至于变法最终的失败的原因,后人也是有很多的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激进超前、阻力太大、急于求成、脱离群众、政策不力,当然也有用人不当和内部不和等等,任何一点都可写上百篇的博士论文。

其实我认为,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弊端是国家承担了银行的角色 ,以一个商人的面目同民众做生意,这种所谓的“改国是”,从根本上是违背科学规律的,也就是说,王安石是以央行行长的身份,靠着下乡当知青时积累的对农村的认知,依靠上方的支持,领导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经济改革,但政府搞市场,失败就是一定的,必然的。

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失败了,他两次罢相后,随着宋神宗临终托孤,抛弃了自己一贯的政治抱负以换取儿子的顺利上位,当旧党司马光上台后,新法被全面罢停,王安石也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变法之初,北宋财政盈余还是在逐渐增多。

不过,历代变法之人的结局都不太好,如先秦的商鞅和西汉的桑弘羊,当然,还有这王莽新政;宋先期的范仲淹也有“庆历新政”,及至这王安石,不是大宋朝对文士的温柔政策,怕是都没有好下场的。

其实这些变法的核心,都是加强政府在经济生产中的存在感,这里似乎有个怪现象,西汉以前的变法,一般都还能取得好的效果,而其后则鲜有变法成功者,究其原因,大概是宋以后的社会分工日趋复杂,每个层面都形成了一个操作系统,随着系统的不断庞大,任何一个输入条件都必须符合其固有的语句,不确定因素越来越高。

  最精密的仪器也是最简单的结构,越复杂,其传输的有效性便会渐次衰减,如同简单的命令是不成效于各个层级链条之上的,而反馈的回路狭窄,所以行政手段是无法控制基层万千变化事务的。

总体来说,基于权力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它和民间的关系是控制性、服从性的,行政命令根本无法顾及到系统的方方面面,肯定会出现各种问;累积多了,系统便会崩溃。

算了,不多讨论了,也论不清楚,王安石变法是著名的历史公案,誉之者以为是开近代财政国家体制之先,辟千古未有之局;毁之者以为是专制集权流毒的源头,断送了宋太祖开创的和谐政风,宋世以来便争议不断,延绵至今,岂是我等小民能说得透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政见上,王安石同司马光或苏轼都是政敌,但在私下里他们却是相互欣赏和理解,司马光虽然一上台就尽废新法,可是在论及王安石后事的时候却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朝廷宜优加厚礼”,甚至担心后世“反复之徒诋毁”。


  对王安石同苏东坡的关系历来被后世津津乐道,苏大才子这人在政治上其实是个很不招人待见的人物,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而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因反对新法,被一帮小人构陷,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当那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沈括拿着苏轼的新诗,断章取义地进行陷害时,王安石直接就对皇帝说,沈括是小人。

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坦荡的君子,及后来他身陷乌台诗案,当有人将欲置他于死地时,正是这死对头王安石一声断喝,“岂有盛世杀才士乎?”力保其不死;这是一个正直的士大夫面对政敌所发出的磊落之言,光砾之古。


  东坡自黄徙汝之时,二人还一同“相招游蒋山”;当二人都远离政治中心时,还能在江宁对酒当歌,握手言欢,所以苏轼感言道:“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这段话可以看成是苏轼的人格写照,当然也包括王安石,也可以体现出这些“君子”们的处事理念,政治斗争是个人主张问题,不可调和,然而私底下对于对方的人格学术仰慕是人格魅力的问题,而不象现在文人相轻,极尽诋毁之能事,法堂上闹得个口沫横飞,丢人!

王安石是个政治人物,但却也是个文学人物,他的文学造诣在文学史上也属一流,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文学大家极少也兼是政治大家,所以我说,王安石的才干在历史上是独步天下。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泊船瓜洲》是王安石的著名作品,“春风又绿江南岸”句,因“绿”字将无形的春风化为鲜明的形象,极其传神,历来被人称颂。

但这并不是灵感突至、妙手偶得的结果,而是苦心孤诣、反复修改的成就而得,诗人最初用的是“到”,再改为“过”,又改为“入”,又改为“满”,反复多次,最终才定稿为“绿”字,关于诗中这一“绿”字修改,看出他对练字的刻苦。

这首诗是王安石接到恢复相位诏书后,从江宁西去京师途中所作,表面上笔调甚是轻快,但从最后一句中,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作者是早已作好再次失败,复归江宁的心理准备。

写作此诗时,王安石已是55岁的老人了,几年来围绕着新法旧法,朝廷上无休止地争论和攻讦,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艰难,所以王安石早已是心力交瘁,罢相后的他闲居江宁,写下了许多描绘自然风光、抒写闲情逸趣的诗作。

然而此次的又去那是非之地,是他的一种责任感使之然,也是家国情怀之必然,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为全诗定下了忧郁、伤感的感情基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诗人对复出还政并无如愿以偿的喜悦,更无急不可待的热切。

今日明月送我而走,他日明月“何时”送我而还?仕途险恶,吉凶难测,那“何时”二字是诗人发自肺腑的一声沉重叹息,蕴含了诗人对险恶仕途的担忧,对施行新法前途的顾虑。诗意忧思深切,格调也十分苍凉,是如闻其声的一声喟然长叹,是诗人抑郁消沉心态的真实自然的流露。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是《桂枝香》是王安石最为著名的词,所写的金陵怀古是很古老题材,作者写作的时间是罢相后闲居江宁时,登高远眺,看暮色苍茫,一股怀旧抚今的思绪便涌上了心头,词中流露出王安石失意无聊之时颐情自然风光的情怀。

这首词虽是怀古的伤感之作,临江揽胜,凭高吊古,作者通过对目之所及的渲染,形胜赫然而出;斜阳辉映,帆风樯影,西风紧处,酒旌斜矗,这一个“背”字,一个“矗”字,于细微处能品出旧日楼头,断鸿声中的一声长叹。


接下来,借感叹六朝皆以荒淫而相继亡覆的史实,述往事无痕,唯见秋草凄碧,触目惊心而已,化用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觉尺幅千里,饶有有余不尽之情致,而嗟叹之意,千古弥永。

作为一个改革家、思想家,王安石站得高看得远。这首词奇伟壮丽,气象开阔绵邈,通过对六朝历史教训的认识,表达了他对北宋社会现实的不满,透露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此词在众多怀古作品中,当属第一,“情韵有美成、耆卿所不能到”,能与之比肩的,怕只有坡老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了,据《词林纪事》记载,当时苏东坡读后,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钦羡之情,溢于言表。

梁启超在《饮冰室评词》中亦言:“《桂枝香》登临送目: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到。但此却颉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也。”

王安石,一个千年前受尽诋毁的改革家,一个直身立庙堂的士大夫,一生光明磊落,以民生为担当,锐意进取,不顾个人声名之毁誉,实为历朝少见之贤相;尽管所实行的改革有不足之处,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但在其中所显现的超前意识,足以光耀千古。

现在,一提起宋朝的孱弱,就把赵匡胤的“重文抑武”拿来说事儿,一说起“靖康之耻”就将王安石就会被拉出来批判一番,这两位于大宋朝最大的有功之人,屡屡被人黑得不成人。

而这一切,都是站在当今立场上,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这里说三道四,很是轻松,其实是脱离了当时之实际的信口黄,完全地没有指导意义。


不管在任何时候,王安石的人品都是毫无挑剔之处,所以,当时那些反对他的人,想方设法地要将其列如《奸臣传》而不得,他不仅赢得同一战线人的如潮好评,即使敌对阵营的人对其也是钦佩有加,如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曾“熟观其风度”,说他“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称得上是“一世之伟人”。

历史,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替,每一个王朝都是经过或由盛转衰,或由弱转强的过程,王安石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的情况下,充当的是一个勇于探索,勇于担当,一往直前的开拓者,而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俗官僚,仅此,便足以让后人景仰。

当今之世,我们需要的,正是如王安石这样,心中有坚韧的理想,有对人格的追求,有着高洁之人品,有超凡之能力而不随波逐流的时代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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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22: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明白一个小小的五线城市,为什么对网络上极为正常,极为合理的文字使用,管制如此之严,难道身处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老百姓连在网络上写几个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汉字,也是违法的行为吗?
有些高大上的汉字词语,就允许政府方面每天成百上千的使用,每天口号喊的震天响。可老百姓一用,就这个审核,那个审核。难道堂堂政府,就那么胆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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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22:13 | 显示全部楼层
苏东坡因反对新法,被一帮小人构陷,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当那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沈括拿着苏轼的新诗,断章取义地进行陷害时,王安石直接就对皇帝说,沈括是小人。

如果历史上,沈括真的如此卑鄙,肮脏的话,那新余市这些年来为沈括,为天工开物这本书所建的大量纪念性建筑,就是一个可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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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 22:04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人如果搬砖,把更大重任让给坏人!世界好坏怎么分得清!
…昌大在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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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5 19:58 | 显示全部楼层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到底是谁错了呢?  
作者: 文裁缝 张晓珉

不得不说,司马光“下手”不是一般地狠......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     同年五月,司马光回朝;   同年六月,朝廷授予其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录门下侍郎的官职,让其主持朝政。同年七月,废保甲法;    同年八月,废市易法;    同年十月,废农田水利法;    同年十一月,废方田法;   同年十二月,废保马法......

虽然司马光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但是,这样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毕竟,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言辞:“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四害未除,臣死不瞑目!”

这“四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差役法;选拔将领的“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

青苗法、差役法前面讲过,这里不再讨论,说说“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严格来说,“将官法”并不是王安石发明的,而是范仲淹的“杰作”。当年,范仲淹率军与西夏人开战,打仗前,范仲淹发现了宋朝军制的弊端(那个“敌人入侵后,官小的先出阵,官大的后出阵”的制度)。为了提高宋军的战斗力,范仲淹下令唯才是举,把部队分给六个将领指挥,让他们协同作战。
这个选拔制度,就叫“将官法”。

范仲淹虽然死了,但王安石变法时,觉得这个制度很好,就把这个制度保留了。结果,等司马光执政后,即使这个制度是利国利民,司马光也无情地将其废除了。当然,司马光废除这个制度,也合情合理。毕竟,“将官法”严重违背了官场“论资排辈”的原则,与祖训不符。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祖训、杜绝官场地震,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和谈”的问题上,司马光却没有任何原则,他甚至愿意割让土地,不惜“以领土换和平”,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司马光想把王安石收复、苦心经营多年,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大家苦苦相劝,说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一个专业人士问一问,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他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向他询问。
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这哥们儿抱着地图,就来找司马光了。

面见司马光后,张路摊开地图,指着这些地名,道:“大人请看,河湟一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一举切断了西夏与南方诸部的联系,让其处在三面的包围圈内。若失去了此地,不仅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还会使我大宋的西北地区处于危险之中。”
看完地图后,司马光恍然大悟道:“若不是您的意见,我几乎误了国家大事!”

从此,司马光再也不提割让河湟一带之事了,“与西夏重新议和”这个“四害”之一,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这个连地图都没有看过的司马光,就敢如此大放厥词、振振有词地要放弃土地,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好在,在割让土地这个问题上,司马光还算是“清醒”了一下。否则,历史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也不会得到“文正”的谥号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晚唐“牛李党争”,在毫无原则的氛围下,为了打击政敌,牛党领袖牛僧孺意气用事,下令不许出兵吐蕃(当时吐蕃在内战,机不可失),也不许接受吐蕃的叛将叛民。结果,此举造成了唐朝极大的被动(言而无信)和极大的损失(你不要人家,人家就怀恨回去,转过年打你),还成了牛僧孺一生的污点,被人口诛笔伐到现在。
可想而知,如果司马光真的割让了河湟之地,那就比牛僧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仅仅是司马光的污点了,应该说是他的罪行了,而且是永久的罪行!

宋神宗病逝后没多久,西夏的大梁太后也病逝了。这个女人死后,西夏的惠帝李秉常再次亲征。
前面讲过,李秉常是一个坚定的“鸽派”,他根本不想与宋朝开战。而且,虽然西夏打赢了这两场大战,但是他们也损失惨重。于是,李秉常主动示好,请求与宋朝罢兵休战。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他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与西夏重新和好。

至此,两国再不用兵戎相向。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次年李秉常病逝,其妻小梁太后垂帘听政,又开始讨伐宋朝),但不管怎样,当时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的问题,也要被提上日程了。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因为,有一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说什么也不让废除差役法。这就是刚刚回朝的苏轼。史料记载,经过了民间的“洗礼”后,苏轼已经变了,他已经从当年那个
不了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一名知道百姓苦楚的好官了。在差役法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不应该废除。
于是,苏轼全力反对,而且在反对期间,还常调侃司马光几句。

他调侃道:“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这个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跟两个鳖互相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中之意,问道:“两个鳖,不能互相踢吗?”苏轼回答道:“就是不能互相踢呀!”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这是在嘲讽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举动,比作两个短腿互相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被冷嘲一番后,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了起来。苏轼叹了一口气,说起了一件当年司马光干过的事情。苏轼语重心长道:“相公还记得吗?当年,宋英宗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韩琦建议,要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组建一支‘义勇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当时,对于这件事情,您强烈反对,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司马光道:“是有此事。当时,若组建这么一支义勇军,确实能增加20万的兵力。但是,这些士兵根本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空有人数优势,却毫无作用,徒增伤亡罢了。”
苏轼道:“没错。后来的事情发展,全在您的预料之内。义勇军上战场后,毫无作为,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军的嚣张气焰。”
司马光道:“是的,若当年韩公听我一劝,也不至于如此惨败。”

苏轼道:“没错。你劝说韩公时,我就在现场。你劝说韩公的言辞,至今仍在我的脑海。当时,韩公不听您的劝,您非常生气。可如今,您当上宰相后,为什么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谏言,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记载,对于苏轼的这个问题,司马光只能“不悦而罢”。后来,不管苏轼如何劝说,司马光就是铁了心了,非要废除差役法。史料记载,见司马光根本不听劝说,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苏轼一边脱掉官帽,一边大骂道:“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唏嘘......曾几何时,王安石当政,刚愎自用,凡事根本不听劝。为此,司马光气得咬牙切齿,送其一个外号“拗相公”。结果,司马光当政后,竟然跟王安石一个德行,最终也得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司马牛”的头衔。

还是那句话,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刘娥如此,宋仁宗如此,司马光、王安石、章惇、蔡京,还有无数的大臣,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苏轼。

书归正传,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正式废除了差役法。
得知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被司马光废除了,苏轼很是伤心。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加伤心,并因为伤心过度,最终郁郁而终。
这就是苏轼的好友、变法的开拓者——王安石。


废除差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府后,王安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确认无误后,他无奈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我和先帝反复研究讨论此法一年多,才颁布执行。此法考虑甚是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
说完,王安石气得往床上一躺,开始不吃不喝。不管谁劝,王安石也心里堵得慌,不想说话,不想吃饭。
在这种状态下,这位已经66岁的老者,生病了。
没过多久,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癸巳日(初六),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享年66岁。他带着自己的法、未完成的事业,去另一个世界了。

一代“奇才”,就此病逝。关于王安石的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愁死的。毕竟,人这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比亲眼看见自己奋斗一生的心血被毁灭,而更可悲、更可怜、更无奈的呢?
好吧,斯人已逝,给王安石盖棺论定一下吧......但是,怎么盖棺论定呢?

要知道,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不同的人,研究“王安石变法”时,能得到不同的见解,并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外学界里,“王安石变法”依旧属于高等级的研究对象。史学大师黄仁宇先生更是认为:“对其的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可见,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人,如何为其盖棺论定?

咱们前面讲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安石都是一个罪人,一个让北宋亡国、“集古今所有大奸大恶于一身”的大罪臣。
理由是:“由言利而变法、由变法而绍述、由绍述而召乱。则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
这番说辞,有一定道理。毕竟,王安石亲手点燃了朝廷的斗争火焰,一手开创了一个党争的时代。

若没有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就不会有司马光后来更加一意孤行的“元祐更化”;如果没有司马光一意孤行的“元祐更化”,就不会有章惇大规模反击的“绍圣绍述”,更不会有蔡京打着变法的幌子,坑害忠良的“元祐党人碑”事件!
可见,若不是王安石挑起了变法的事端,宋朝的士大夫们也不会党同伐异,如此的不问是非、互相攻杀,将党争这一运动“发扬光大”。
因此,如果从这个逻辑来推的话,王安石就是宋朝的大罪人,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但是,咱们即将知道,北宋的亡国,是因为宋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组合的结果,即使没有王安石,北宋也会在他们的手中玩儿完。因此,有没有王安石,北宋也得亡国,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王安石不仅不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而是北宋王朝的“大英雄”。因为,王安石延续了北宋王朝的“性命”。毕竟,如果没有王安石,以宋朝那个时候积贫积弱的表现,早就被外族灭亡了,根本传不到宋徽宗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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