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之旅

草玄 · 发表于 2008-12-31 09:29

　　庐陵之旅
　　　　草玄
　　　　　　　　　　　　　　　　　
　　　　　　　　　　　　　　　　　
　　一、路上遐思
　　　　　　　　　　　　　　　　　
　　　　　　　　　　　　　　　　　
　　中国传统文人大多喜爱寄情于山水，连写情书，也要先将山山水水拉出来遮掩一下并不会羞红的厚脸皮。思起春来，便说“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闷骚发作了，便说“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我自认不传统，也算不得什么文人，但是“思春”、“闷骚”之余也喜欢寄身于山水。清代文学家张潮曾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所以每次游历山水，我又忍不住想写些文章。
　　近年来，我在许多名山秀水都“思春”、“闷骚”过，想到许多还未去过的风景圣地也会“垂涎”不已，但是对附近一座名山却始终有着一种不屑一顾的愤懑。
　　这座山是江西省吉安地区的革命圣地井冈山。
　　或许对于我的不屑一顾，许多人会嗤之以鼻。因为井冈山作为革命圣地，曾使许多人心驰神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无数人都怀着革命的激情徒步向这个圣地进军。
　　当我坐上去吉安的车时，看着一路的风景，心想，如果邀几个知己也徒步去某个向往的地方，那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啊！当我大脑中冒出这个念头时，立即意识到，当年那些“革命小将”徒步向井冈山进发，与其说他们是在燃烧革命的激情，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将浪漫进行到底。
　　我能想象，当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明确地表示支持“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行动时。全国无数学生内心是多么的兴奋。我的二舅曾经回忆说，当时他和几个同学组成“某某战斗兵团”，拿着学生证，围着中国转了一大圈，吃、住、行一切免费。
　　虽然我心里知道文革的“罪恶”，以及“大串联”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是对于二舅他们这一代的这段经历一直都很羡慕，我想我的许多同辈也会有着这样的想法。或许不光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如此，至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也会如此。
　　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只比我们“大串联”时期稍早一点，在一批“垮掉文人”的影响下，美国大多数年青人也都开始了他们的“背包革命”（指漫游旅行）。“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一九五七年出版了其代表作《在路上》，小说主人公萨尔与几个年轻男女横越美国大陆，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高谈东方禅宗。
　　当“垮掉的一代”们还在路上堕落时，地球这边“癫狂的一代”也串联到了路上，他们一路破四旧，宣传革命，高谈解放全人类，梦想在他们偶像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
　　地球两端的青年在同一时期呈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表现，美国青年想解放自己，却忘记了全人类。中国青年想解放全人类，却迷失了自己。
　　对于他们当初的这些行为，事后都有许多种解释。“癫狂的一代”说他们被“四人帮”蛊惑、欺骗、利用了。而《纽约时报》有书评是这样理解“垮掉的一代”——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两次大战之后，一个人为了保持自由就必须得跟堕落沾点儿边。
　　且不说他们这种堕落和癫狂是否理所当然，他们这种行为最终结果是否正确。但他们这种在路上的状态却让我无限感慨。
　　“在路上”！对于青年人来说，这意味着自由、浪漫以及无法预知的憧憬和刺激等等。这些“在路上”的状态，正是循规蹈矩的生活中所缺乏的，正是青年们所向往的。所以不难理解，现在全世界仍然还有许多“玩路者”，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的途中，他们寻求的正是这种“在路上”的人生状态。
　　“在路上”对于文人、哲人来说，其意义又更加深远。古代文人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成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在不断的“读”与“行”中，他们逐渐认识了人生这条不归的绝路，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境界。
　　当年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想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条出路。然而诸侯们只慕其大名，对于他那套还未经过封建帝王们改良加工的儒家理论不感兴趣。失落之际，老人先是看到一群能自由飞翔，自由降落的野鸡，认为它们是“得其时”，忍不住羡慕起来，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当他来到河边，终于忍不住内心的伤感，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无奈与凄然之情尽在其中。
　　而屈原在忧国忧民时，忍不住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言壮语，令后人反复模仿。
　　李白在不得志时吟唱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愤懑。
　　而更加郁闷的阮籍时常独自驾着马车一路长奔，每逢穷途末路，便痛哭一场，掉头而返。
　　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刘伶则表现得更加酸楚，他也时常乘鹿车长奔，携一壶酒，令人扛铁锹跟随，并告之：“死！便埋我！”
　　人类在一个圆形的土地上行走，从起点走到终点，从终点走到起点，无情的时光风化了无数前人的足迹，令晕眩的后人不知自己是在探索前进，还是在宿命中轮回。
　　　　　　　　　　　　　　　　　
　　　　　　　　　　　　　　　　　
　　二、井冈血泪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车抵吉安汽车站，我立即又上了一辆直达井冈山市中心茨坪的汽车。
　　我对井冈山不屑一顾的愤懑，是因为这座山的政治意味太浓，围绕着这座山发生了太多悲情和丑陋的事情，特别是想到无数历经凄惨的江西籍先烈与百姓，心中更有不平之愤。原本我是不愿意来此地，但这次来，主要是因为有远方的朋友来江西探亲旅行，要我到井冈山与他们会合，还要陪他们在吉安地区走访其它古庐陵的人文景点。所以我开始的本意是去会友，而不是旅游。
　　当我刚坐上去井冈山的车时，远方的朋友已经由亲戚驱车抵达了井冈山，并请了导游，在龙潭景区的“五潭十八瀑”游玩。
　　不可否认的是，井冈山的山水确实秀美。车驶出吉安市区约两个小时后，进入了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中，放眼过去尽是凝翠欲滴的林木，使得众峰更加幽邃。当车在盘山路上盘旋时，我看着方圆数十里的山体峻拔雄伟，层峦叠嶂，心中忍不住叹道：“果然是一个适合打游击的地方！”叹完，立即有些失落，耳边似乎传来枪林弹雨声，大脑中也浮现出血雨腥风的景象。
　　虽然在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东汉时期，便有人开始在井冈山生活居住。但是山高路险，不利于繁衍发展，井冈山在历史上人口一直都比较稀少，与外界联系也甚少。这使井冈山缺少有着悠久历史的人文景观。但正是如此，也使得井冈山植被类型复杂多样，生物资源丰富。
　　井冈山生长最多的林木应该是翠竹，这些茂盛的竹林使原本缺乏历史文化底蕴的井冈山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文化蕴涵。因为竹子在历史上被文人骚客们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蕴涵。连闻名遐尔的李约瑟博士也称东亚文明是“竹子文明”。
　　前人为何要如此抬举竹子呢？大概首先是其巨大的生命力呼唤着古人的生命意识，忍不住对它崇拜。如彝族人便用竹根作为他们祖先的禄位。另外古人也认为竹与龙类似，如《太平广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相传广寻佳笛的吹笛高人江叟向鲍仙师讨教竹笛与玉笛的区别，鲍仙师说：“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于是竹叶在风中飒飒作响也被人们寓为龙吟。到了“竹林七贤”时代，人格倍受压抑的文人们将竹子当成了支撑人格的图腾。他们为何要选择竹子呢？酷爱画竹的清朝人郑板桥说得很好：“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
　　竹子有着如此浓郁的文化蕴涵，岂有不被人们推崇之理？于是名士王徽之大喝了一声：“岂可一日无此君！”爱吃肥肉的苏东坡也忍不住擦了擦口水，竹笔一挥，写道：“宁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林黛玉也被曹雪芹安排住在种满竹子的潇湘馆，使得她这颗圣洁的灵魂显得更加孤标傲世！
　　竹子除了有着浓郁的文化蕴涵外，更有丰富的实用价值，几千年来，无论是吃穿住行等都离不开竹子。我想，李约瑟博士称东亚文明是“竹子文明”，主要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如此广泛采用竹子吧。如早在汉代就设立“司竹长丞”一职，专门管理竹业，可见竹材利用之广，需求量之大。
　　井冈山竹材如此丰富，自然加工了不少竹制产品。当我在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与朋友会合后，朋友就马上展示她刚购买的竹制杯垫，上面描绘了各式图案，别致典雅。
　　他们一行有四人，由导游的车围绕茨坪周围的景点游玩。与我会合后，立即朝主峰五指峰方向进发。
　　说到井冈山主峰五指峰的名字，绝大多数人不熟悉，虽然许多人几乎天天与它形影不离。记得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中，主持人悬挂了一幅画出来，请观众们说说看到这幅画后想到了什么。从小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观众们纷纷说想起来祖国大好河山等。最后一个小孩站起来说想起了两块钱。这幅画正是面值二元人民币的背面主景图。我想，那期综艺节目中如果悬挂出井冈山主峰五指峰的图画，大多数人也不会说想起了一百元钞票，而是围绕着平时的政治宣传进行歌功颂德。人们会如此，除了确实容易忽视平时那些最常见的事物外，更主要的是从小接受了太多带有政治意图的教育，以及对残酷历史的记忆。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喜欢遗忘的民族。其实不然，而且恰恰相反，我们正是对残酷历史有着恐惧的记忆，才力图去遗忘那些无论怎样遗忘都还存于骨髓中的历史记忆。经历了那么多血雨腥风，我们骨髓中残留了下太多恐惧与战栗。比如我们正在对某事件发牢骚、破口大骂时，忽然遇到电视台记者就这事件随机采访，我们看着摄像机，立即就会歌功颂德起来，而且表情真实，仿佛之前那个发牢骚、破口大骂的是另外一个人。其实现在政治气氛还比较宽松，对一些事情表达真实的感受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和骨髓中残留的恐惧令我们失去了许多本真的东西。希望时间和现实能治愈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这一道从未愈合的伤痕。
　　我们一行人遥望了五指峰的远景后，来到五指峰左侧的水口，然后是清幽秀美的锦绣谷。或许是因为到过庐山的锦绣谷，感觉此地的景色相对要逊色些，一路观赏并不感到新奇，不过一路和朋友们说说笑笑，还是感到心情畅快。
　　黄昏时我们回到茨坪，入住一所宾馆。洗去了一身的疲惫后，出来吃饭散步。茨坪是井冈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区比较小，如果没有大量游客，应是一处非常幽静的美境。酷夏的黄昏，此地还比较凉爽，如果不是想到这块土地下有太多的冤魂，真想每年夏天入住此地写作。
　　翌日早起，早餐后来到离住地只有三百米左右的“毛泽东故居”。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茨坪后，便住在这里，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国民党部队一度占领了井冈山，这所“故居”与茨坪大部分房屋被敌烧毁。目前的这所“故居”是一九六一年按照原貌重建的。
　　进入故居中，一间卧室有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蜡像，由于灯光稍暗，独自进来，被他们吓了一跳。毛泽东与贺子珍于一九二八年结婚，婚后这位“双抢女将”就在此屋中为她的丈夫整理资料，抄写文稿。一开始这位习惯了战场上出生人死、群众运动中热火朝天的女豪杰有些不习惯，但是为了她心爱的这个男人，最终还是甘于这种让她感觉“有劲使不出”的工作。
　　贺子珍是个可敬而又可怜的女人。她与毛泽东共同度过**人最困难的十年岁月，在这苦难的十年中，她还至少有六年是挺着大肚子，虽然为毛泽东生了三男三女（包括小产总共有十胎），但只有一个女儿幸存下来。或许在长征时身负十七处伤，对这个坚强的女子来说都不算什么，但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孕育了六个孩子，然后相继夭折，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多么沉痛的打击啊！
　　她最后一个孩子是在苏联生下的，这个可爱的男孩来到这个世界呼吸了不到十个月便夭折了。不久，她又得知她精神的支柱，她心爱的男人，又娶了一个名叫江青的年轻演员。
　　那段时期，这个伤痛欲绝的母亲每天来到孩子的坟前哭泣，夕阳从沧桑岁月中穿梭而来，将她的身影拉得斜长，将这位曾经被誉为“永新一枝花”的女人映得无比憔悴，凄冷的风中回荡着女人凄楚的抽泣。
　　这位身处异地的苦难女子后来又觉得他的男人不可能这么快便背弃了她，心里有个声音不断安慰自己。
　　直到一九四九年回国后，她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
　　她的心，碎了！
　　其实她早该面对这个现实，自己不该有这样的自信，更不该对那个男人抱有太多的期望。她应该能回忆起，这个男人在一九二八年娶她时，还有一个名叫杨开慧的女人正带着这个男人的三个儿子在湖南省一个叫板仓冲的小乡村避难。
　　一九三零年，杨开慧被捕，她经受住了各种威逼利诱，甚至敌人表示只要她声明与她丈夫脱离关系，就可马上释放她，但都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这个至死不声明与自己丈夫脱离关系的女人在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四日被老羞成怒的敌人杀害了，当时她的丈夫与贺子珍结婚已有两年。
　　估计贺子珍不会如此回顾这些往事，因为这个男人后来不光是全中国人民心中的神，更是她心中的神。
　　离开毛泽东故居，我们一行人再去了附近不远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和革命博物馆。这是我不愿意看又不得不看的两个地方。
　　和全国各地许多革命烈士纪念碑一样，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前也是一路宽阔的台阶，人们仰视而上，大有瞻仰之意。这路台阶分为两组，第一组四十九级，象征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第二组六十级，寓意陵园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的一九八七年建成。
　　这两组台阶之上是纪念堂，在吊唁大厅中，四周墙面刻满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的烈士英名，让我感受到视觉上的冲击感。看着那些名字，我仿佛看到一张张沧桑的脸，他们原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为了各自内心的憧憬，均英年早逝。七十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如今他们都化为了一具具白骨。
　　在痛惜和感慨之时，我大脑中冒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墙上有没有当初那些被“肃反”、“错杀”的江西籍红军将士？我力图去四周墙上找寻几个记忆中被“肃反”、“错杀”的人名，但密密麻麻的名字很快就让我放弃了。现在想，估计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即使有，也无法将他们的名字都刻上去。因为这四周墙上一共只刻了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人，而被错杀的江西籍红军官兵要远远多余这个数字。
　　如今追忆，当初井冈山苏区的政治环境实在恐怖。如根据红军总前委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于黄陂颁布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中说，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四万人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打出了四千多AB团。”其中大部分是江西籍将士。后来历经这次反AB团惨案的老干部回忆说，当时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
　　再如，红二十军是支由江西地方武装力量组成的队伍，曾立下赫赫战功，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的一个清晨，突然得到命令，副排长以上干部全部集合，集合后，包括军长萧大鹏在内全部被抓，之后绝大部分被杀。这支队伍英勇的部队从此被撤番，他们没有在“围剿”中牺牲，却被自己人屠杀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零年底到一九三二年初，这场反AB团运动中，惨遭杀害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人数达两万多人。与此同时苏区历经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而在战斗中伤亡人数只有一万人（其中多是受伤）。也就是说，当时被自己人杀死的人数至少是被敌人杀死的人数的两倍多。
　　这些有着崇高理想的革命战士如果在战斗中牺牲，他们或许会感到虽死犹荣，但是被当成特务、叛徒被自己人施以暴刑，乃至杀死，这是多大的屈辱啊！
　　后来黄克诚大将回忆那段时期时说，他不相信他部下几个被打为AB团的人有问题，于是悄悄通知他们躲到山上去，每天偷偷派人给他们送饭，打起仗来派人叫他们下山参战。他们虽然知道随时会被捕，却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猛。他们曾向黄克诚表示，宁肯牺牲在战场上，决不当逃兵。其实他们还有一层意思没有向黄克诚直接说，那就是，宁肯死在敌人枪下，也不愿屈死于自己人之手。他们在战争中如此勇猛，有时可能真的想让敌人一枪打死。后来这些人还是被当成AB团分子枪毙了。
　　当时陈毅将军也对反AB团运动表示怀疑，释放了多名所谓AB团分子。因此他自然也受到了怀疑。当时因善于拍湖南老乡毛泽东马屁而逐步获得大权的肃反大员李韶九冷笑说：“过不久，我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陈毅闻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马、好枪，谁敢来！”话虽然说得有恃无恐，但终究不得不警惕。
　　一天，陈毅被召去开会。他感觉此行可能一去不复返，于是临行时，特意对年轻的妻子萧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六点钟我还没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萧菊英噙着泪，目送丈夫带着好枪、骑着好马远去。
　　会上陈毅没有被抓，但是当他轻松地踏上归途时，遭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他只好与警卫员徒步绕道而归。
　　晚上八时，他终于匆匆赶回。他在漆黑的夜幕找寻妻子的身影，在凄冷的晚风中呼唤妻子的名字。他没有想到深爱着他的妻子见爱人六时未归，以为他已被打为AB团，竟跳井徇情。
　　陈毅悲痛欲绝，搂着爱妻冰冷的尸体痛哭不已。埋葬妻子当天的夜晚，在空荡荡的房中，陈毅触景生情，摸去脸上的泪水，挥笔愤书，吟诗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何在，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几回读罢几回痴。
　　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
　　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
　　正当送葬归来夜，泉台幽幽汝何之？
　　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体味死者高。
　　艰难困苦几人负，失友中年泪更滔。
　　　　　　　　　　　　　　　　　
　　唉！如今想到这些人的命运，不由得感到凄楚和愤懑。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南昌成立的一个国民党右派组织，对这组织的性质，历来说法不一，有说AB团是反布尔什维克ANLI-BOLSHEVIK两个英文字的首个字母而命名的，其性质不言而喻。另外也有说，其实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势力，没有什么反革命主张，只是一味以夺权夺利、升官发财为主义。但是这个组织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由朱德领导的起义中被消灭。其组织骨干程天放后来逃到台湾曾说：“迨四。二事件发生，省党部被摧毁，而AB团也解体，寿命仅三个月。”
　　也就是说，当苏区一九三零年开展反AB团运动时，其实这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了。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现在逐渐能看清，当初这场运动其实只是**内部的派系斗争。经过这场运动后，以李文林、袁文才、王佐为首的江西地方军政领导以及反对这场错误运动的正义人士均被杀害。刚开始发生屠杀所谓AB团分子时，江西省行委、省苏机关所在地富田的老百姓惊恐不安，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也不懂什么政治，但是他们的窃窃私语，如同《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的惊呼，一语道破了天机：“不得了啦，红军在杀红军，**杀**，湖南佬杀江西佬！……”
　　从反AB团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场运动其实都是**内部斗争的产物，大多是毛泽东为了争夺大权、巩固地位而使出的杀手锏。毛泽东曾说，政治就是夺权。他说得可谓是一针见血。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写道：“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他说得也可谓是一针见血。
　　令人愤懑的是，这些政治人物为了夺权而发动的运动总是会牵连许多无辜的人，造成一幕幕悲剧。当揭开历史的一层层面纱时，我惊奇地发现许多原本让我敬佩的伟人竟然有时也是如此粗鄙，那双想象中原本温柔的手竟然是如此的血腥，许多历史的真相被政治修饰之后，竟然是那样面目全非。
　　我曾想，如果脱去政治的外衣，许多政客或许还是很可爱的。如王安石退休后定居金陵。有一次，曾经一直激烈反对他执行新政的苏轼路过金陵，王安石似乎不记得两人曾经是政敌，曾经在朝廷争得你死我活，他竟然穿得很随便，骑着一头毛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迎揖，说：“轼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老王笑着说：“礼岂是为吾辈而设！”那飘飘的白须显得是多么的豁达豪放，毫无政治家的粗鄙之气。
　　当初因反对老王的新政而被罢黜的苏轼此时也没有半点怨恨，与老王离别后感慨而对人说：“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老王死时，他另外一个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在病中，闻之异常惆怅，写信给别人说：“不幸介甫逝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相对其他政客而言，这才叫高风亮节。
　　回过头来再想，在二十世纪发生的那一场场政治运动中，那些政治家们怎么就没有如此风范呢？许多人生前受尽政治对手的迫害，甚至屠杀，死后仍然被百般诋毁，有的甚至直接从历史中湮灭了。
　　如项英，曾经在反AB团运动后期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在调查“富田事变”后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结论，认为没有事实证明那些江西地方军政领导是AB团。毛泽东为此大为恼火。后来项英又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使毛泽东一度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权利宝座。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全军覆没，虽然项英在事变中牺牲，虽然毛泽东在事变之前还发了命令新四军“以拖为宜”的电报，但事后毛泽东竟然起草要项英、袁国平应该负全部责任的决定，虽然后来这一决定没有获得中共七大通过，但是此后却成为了评价项英的依据。后来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平地说，中央电视台近期播放的《新四军》中，项英并不是主角，项英早就从许多史书、纪念文章和电视片上消失很久了，“二七”大**的领导中没有他，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只提了11个，纪念新四军的文章甚至纪念碑上的铭文中，一个“等”字就把创建新四军的父亲给“等”没了。
　　虽然后来绝大多数在政治运动中被冤枉、迫害的人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被平反。但是对九泉之下的他们而言，这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正如英国一句谚语所说：“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历史就是如此粗鄙，向来胜者王侯败者寇，正义的光环下暗藏太多的龌龊，随着这些龌龊，许多真相也随时会湮灭。有研究历史的学者曾经愤懑地说：“历史就像个婊子，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弄它一下！”话虽然说得有些刺耳，但很形象。
　　更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历史如何演绎，弱势的百姓始终是受难者。陈毅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十大元帅授勋之时便忍不住吟诵起唐代诗人唐松的诗：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井冈山烈士园林，我看到那一万多留下姓名受后人瞻仰的烈士碑铭，忍不住想起另外两万多被屈辱而死的烈士，但是我却忘记了更多如“离离原上草”般的百姓，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个体的枯荣生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是在历史中始终都在承受苦难的正是他们。
　　当年从江西苏区走出三十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最多剩下了三万人，有人曾算过，长征中平均每走一里路，便要牺牲一个江西兴国县人。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算过，在蒋介石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等口号下的五次围剿中，究竟有多少江西老表被“过火”？被“过刀”？没有被“放过”？
　　当富田百姓窃窃私语：“湖南人杀江西人……”我们算出，杀了两万多人。这数字够我们痛惜了，但另外有个湖南人杀江西人，杀得更加让我们触目惊心。那个湖南人正是被无数后人称誉，被当作万世楷模的曾国藩。翻开《曾国藩全集。家书》，我们会看到这么一段文字：“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这是他写给正在攻打吉安城的弟弟曾国荃的信。这位“万世楷模”在抗击太平军的一八六零年到一八六四年间，利用非常手段从苦难的江西老表身上搜刮了八百五十万两纹银作为军饷，但是他每攻下一个江西城池还要以抢掠奸淫三天犒赏部下，南昌、九江等几近空城。经过那场战乱，江西人口总数少了六百八十万。这只有后来的日寇才能与我们这位“万世楷模”“媲美”！
　　这就是庭前设有屏风，中间设有假山，途中九曲通幽的中国历史。后人费尽心思绕过种种障碍，最终叩拜到他时，发现他还带着几层面纱，掀开面纱后发现，这家伙还抹着几层假笑。
　　罢了！罢了！任他如何演绎吧！无论如何，我们这些枯荣生死得无迹可寻的草民始终只有噙着泪水、抓把黄土、跪在地上、仰天长啸！
　　　　　　　　　　　　　　　　　
　　　　　　　　　　　　　　　　　
　　三、人文渊源
　　　　　　　　　　　　　　　　　
　　　　　　　　　　　　　　　　　
　　从井冈山下来，我们来到吉安市吉水县，入住朋友的亲戚家。
　　翌日清晨，朋友的亲戚梁先生驱车带我们去钓源古村游玩，一路上几个朋友都在车上酣睡，我则关注着车窗外的一切。因为吉水这片土地历史悠久，人文渊源，我不免有追根溯源之意。
　　对于这世界而言，一千三百余年只是一瞬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小生命而言，一千三百余年却是如此悠久，悠久得让许多事物在时光中变得模糊不清。
　　透过车窗，看着田野中碧绿油然的禾苗，我心中忍不住想，如果此时是一千三百余年前的隋朝，是吉水县建县的那天，那么我们或许正行进在前去参加建县庆典的人流之中。此时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带空调的中型集装箱货车，按照这个标准，一千三百余年前，我们应该驾着一辆带有顶棚的牛车，每人手中还不停地摇着一把老蒲扇。
　　当时吉水虽然刚建县，但因为西晋大康元年（公元280年）庐陵郡治就设在现在吉水县醪桥的固洲村，直到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才迁来目前的吉安市区。所以这片土地早已繁华，道路应该很宽敞平坦。
　　挤出人流，我们的牛车应该走得不会太慢，一路的树荫，与道路并行的赣水，偶尔商贩的吆喝，令人在炎炎夏日中略微感到一丝凉爽。
　　牛车约莫行走半个时辰，或许会看到路旁的赣水中有座小岛。一千三百余年后，人们称此小岛为桃花岛，桃花烂漫时节，从路旁看去，满岛姹紫嫣红，美不胜收。
　　再顺流而下，赣水中还有一块长一点五公里，宽零点五公里，为一梭形的绿洲。由于洲上白鹭甚多，作为“文章节义之邦”的吉安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诗仙李白的名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于是将此洲取名为白鹭洲。
　　李白所吟唱的白鹭洲在金陵（现在南京），虽然被文人骚客们追捧了千百年，但是后来无奈地沉没于江心。而庐陵的白鹭洲与洲上的故迹如今依然浮于江心。
　　南宋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曾为白鹿洞书院的学生，朱熹再传弟子江万里就任吉洲太守（古称庐陵，元初取“吉泰民安”之意改称为吉安），他看中了白鹭洲这块风景秀丽的宝地，于是建立白鹭洲书院，从此人文渊源的吉安学风更加鼎盛。
　　书院出现于唐朝，有学者列出历代书院分布图，发现历代书院都以江西为中心集结。江西除唐代和清代在创办书院数量上位于全国各省第二外，五代、北宋、南宋、元代、明代均是第一，号称五连冠。如北宋时期，江西创建书院二十三所，而第二名湖南只有八所，全国总共创建七十三所，江西一省几乎占了全国三分之一。而明朝江西创建书院两百七十所，是全国各省平均数的二点六倍。
　　吉安是江西书院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白鹭洲书院在此基础之上，所以很快便得到长足的发展。
　　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白鹭洲学生、吉水人文天祥殿试夺魁，高中状元。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吉安竟然一下有四十七人中进士，且大多为白鹭洲书院学生，朝野为之惊讶，宋理宗立即题“白鹭洲书院”额匾以赐。白鹭洲书院逐渐成为江西三大书院之一。
　　江西书院办得好，自然会出好的成绩。单说吉水这个小县城，历代人文荟萃，有人概括吉水曾有过：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一人四尚书（清代李振裕先后任过户、礼、弄、工部尚书），全县六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银塘李德裕之子、侄、孙、侄孙九人和一女婿先后任过知州、知府等官职）。
　　这样的阵势怎能不令吉水人引以为傲呢？
　　另外比较夸张的是，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二甲进士前四名（一甲共三名，二甲第一名杨相是会试第一名，本科会元），这前七名本科进士竟然全部是吉安府人。
　　如此鼎盛的学风，造就了如此傲人的成绩，所以在明代，便有了“翰林多吉水，朝仕半江西”的说法。
　　随着赣水不舍昼夜地流逝，桃花岛上桃花年复一年地绽放，我们的牛车从吉水进入吉安市区，从隋代步入现代，虽然途中的繁荣令身为江西人的我不禁得意，但是现代的吉水、吉安、乃至整个江西已今非昔比，那些昔日的骄傲难以支撑我们现在的腰板，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无法支撑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无论是曾经在全国傲然四顾的江西，还是曾经在世界之林傲然挺立的中国，如今频频遭遇的却是鄙视的目光。
　　唉！刚满怀陶醉地回首欣赏身后的辉煌，一转身，却被眼前的落后撞得头昏眼黑。
　　当车子驶出吉安市西，我不禁寻思，如今江西许多城市市郊都被规划为“经济开发区”，个个都做蓄势待发状，狠不得在一夜间便吸引无数外资，顷刻间便将这城市发展成又一个上海。果真如此，江西是否就算辉煌了吗？就是崛起了吗？
　　对于历经种种苦难的老区人们而言，经济的繁荣确实比什么都重要。然而，当我们从一千多年前走来，再眺望一千多年后的话，目光是否能更加清晰？头脑更加睿智呢？是否能感悟到更多的东西呢？
　　此时，我们的车驶向的是吉安市西郊十多公里处的钓源古村。看着在车中已经累得酣睡的同伴，我不禁疑问，是什么促使这些繁华大城市的人要不远千里去一个落后的小村庄观光游历？纯粹是因为猎奇、访古的心态？还是有种皈依自然和谐的潜意识在作怪？
　　车终于开到了钓源古村口，远远望去，有一条如青龙般蜿蜒千米的山岭，上面遍植大片葱茏翠郁的樟树林。不是有备而来，谁也无法预知这片樟树林后竟然有一座历经千年沧桑的古村落。
　　穿过这片树林时，微微的清风吹拂我额头的发丝，舒畅之余我的心也逐渐宁静，想起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于是准备感受豁然开朗的那一瞬间。然而该死的理性又突然打断了我的感性，心中突然想，如果现代化都市的发展逼进到这片树林前时，我们再到此地，还会有豁然开朗的心境么？再回首看着从繁华大都市寻觅而来的同伴，无论他们途中在想什么，但他们来此，内心渴望得到的终归是那份自然与和谐，这是长时间在大都市中居住所缺乏的精神资源。然而，当吉安市的现代化发展再向西扩张十几公里，我和这些同伴是否还能来此寻觅到这份自然与和谐呢？
　　进入村庄，我们的司机坐在一处抽烟，没有半点要四处游览的意思。我好奇地询问，他不以为然地回答：“我们老家的房子比这里的还要破旧，这有什么看头？”他这话又是让我一怔，相对那些来寻觅自然与和谐的同伴，他或许为了亲近都市的繁华，情愿与自然永远诀别！当我再进入一户户农家，欣赏着这些明清古建筑，看到这些人家的贫穷时，司机的这话还回荡在我耳边。
　　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中看到一个关于讨论拆迁的谈话节目，当一位学者说到城市中某区的故宅要保护，不能拆迁时，一位观众愤然而起道：“我们那的居民都盼着来拆我们的宅子呢！那些宅子太陈旧了，居住实在不方便啊！”
　　　　　　　　　　　　　　　　　
　　或许钓源古村的村民也不情愿一辈子居住于故宅中，虽然这些故宅曾经是那样的金壁辉煌。唉！贫穷与发展、自然和谐与开发建设之间存在太多的矛盾。
　　钓源村民目前如若真要拆房重建，基本上不可能，因为古村的历史渊源使得他们的这些私有财产只能拥有，而不能完全自由支配。
　　钓源古村自欧阳氏于唐代末年肇基以来，已有千余年历史，欧阳氏的后代人才辈出，繁衍发展到明清时期，古村人口逾万，街道纵横，商业发达，有“小南京”之美誉。村落以S型的长安岭为依托择址建构，巧借山水地貌，使自然风貌与建筑群落隐含“太极”、“八卦”图形。另外还在村郊四周规划布局，顺应阴阳五行等，使整个村落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而村内建筑构件如今虽然已经古旧，但那些随处可见的镂空雕饰、鎏金彩绘仍然能让我想象到当初它们呈现出的玲珑剔透与金壁辉煌。由此也能看出欧阳氏一脉曾经家业兴旺及文化底蕴之深厚。
　　在这样一个古村落游历古迹、观摩文物、回顾历史，不禁令我感慨万千。一千余年下来，古村由原始到辉煌，由发展到败落，仿佛只是一瞬间。若干年后，或许又会因为保护不善和村民顺应时代的渴望而使古村落彻底消失，那曾经的热闹繁华终归要在时光中彻底湮灭。
　　由此再思考我们目前的现代化文明，它犹如一列义无反顾的列车，高速地奔驰，显得无比的乐观与豪迈。然而它又是如此地依赖有限的资源，而且它越是豪迈，这世界的自然环境毫无疑问地越是受到扰乱与破坏。科学在百年之内的突飞猛进令它迷失了自我，忘记了自我的局限。或许盲目的乐观与豪迈终归会令它逐渐熄火，以及为此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或许我们人类要步恐龙的后尘。
　　从钓源古村出来，我们还去了美陂等吉安地区的各处人文景点。但是这趟旅程下来，在与朋友们嬉笑之余，总是忍不住作出如此沉重的回顾与联想，当与朋友们挥手惜别时，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令我感到无比悲凉。
　　希望这一切只是杞人忧天！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四日
　　晚作于死火斋
　　　　　　　　　　　　　　　　　
　　　　　　　　　　　　　　　　　
　　　　　　　　　　　　　　　　　
　　　　　　　　　　　　　　　　　
　　　　　　　　　　　　　　　　　